「从你踏进这扇门开始，你要阅读身边的一切事物，而不仅仅是书」，在梅里有为图书馆入口的台阶上，印着这样的铅字。这是梅里有为的负责人牟芝颖对于图书馆之于人的角色的理解。梅里有为图书馆所在的王店镇地处苏州、杭州、上海的中心，是这些寸土寸金的大城市簇拥下的一个隐蔽之处。只不过，这里土生土长的年轻人已逐渐离去，新来的入驻者则很难融入。2020 年 12 月底，有为图书馆的第二个分馆在曾是当地首屈一指的民营企业 —— 海鸥电扇厂的旧址开放。从启动施工到投入使用的两年时间里，本地政府、企业家和建造者、老街上的小朋友、外地的志愿者，都陆续参与到了图书馆的设计和使用当中。作为项目的负责人，牟芝颖从 2019 年春夏之交时便在本地定居，与当地的居民和社区建立联结，并着手整个图书馆的规划设计。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外来者」身份的她也看到了一个以在地社区为对象的公共文化空间的更多可能性。这是一个关于社区公益图书馆的形态样本的故事。
2020 年 12 月底，梅里有为图书馆在嘉兴市王店镇的一个废弃工厂里开张。这是三门有为图书馆经营 8 年后开放的第二家在地公益图书馆。开馆之初，由于天气寒冷，来馆的读者并不是很多，但它已然成为了本地媒体口中的「网红打卡点」。不过，从 2018 年与当地政府洽谈之初，到两年后梅里馆落地、对外开放，有为团队都没有将「网红」元素设计在内。它更像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很大程度源自有为图书馆对于「在地化」的深耕与尊重。有为图书馆的两个分馆分别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和浙江省嘉兴市王店镇 —— 前者是我的老家，后者是我接手负责的馆。这两个地方并不算贫穷落后，但我们这些小城镇出来的人，仍会用调侃的话语称自己的家乡为一座「十八线」城市。这种称呼或许出于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城镇主体性的忽视。人们习惯用「城市」和「乡村」这样的二元结构来理解中国的各个地区。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城与乡始终处于动态转化的过程之中。在中国极速发展的当下，城市扩大、乡村萎缩，两者的边界更是不断变化着；夹在中间的县镇，则是两者张力之间最大的弹性地带，也是被大多数人遗忘的所在。人们大多会将注意力投射到数量极少的城市，和面目有些模糊的乡村，剩下的县城，则一直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甚至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小镇青年，都曾漠视自己的家乡。
这里所说的县城，并不仅仅是指行政意义上的「县」，而是泛指那些仍然保留着原有熟人社会特征、又拥有工业或第三产业产值的地区。这片广大区域的失语，让主流网络世界对「中国」的真实面貌的评论，通常表现出普遍的陌生和细节上的猎奇。而这两年短视频的流行，更容易吸引到这些猎奇的目光。
我从 2014 年就开始关注三门有为图书馆，每年寒暑假回家时，都会顺道去图书馆，为馆里的冬夏令营设计活动。因此有了一些联系性的观察。在我看来，有为图书馆扎根于县城，是一种偶然，但这样的小机构能蹒跚发展至今，则是一个必然。县城里有什么？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县城包括整个乡村地区就是中国的底色，他提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来探讨中国人的「自私」：「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费孝通研究时期的乡土社会，还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各自保持一种隔离的圈子，人和人的信任不是通过契约，而是自然形成的。这个圈子以小农经济为特征形成熟人关系，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特征形成人际关系，再在这种关系之上赋以伦理的差序。但城市化打破了这种「不流动」的乡土社会，形成了新的乡土社会，移民从西部迁到东部，籍贯成了血缘关系的一种投影，新的差序格局中，圈层划分除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关系，还表现为本地和外地、公职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知识阶层和一般劳动力。在三门有为图书馆以往的经验中，参与志愿者活动最为积极的是公务员、教师、医生等高知阶层，其次则是个体工商户。这样的人脉关系在当下的乡村则是较为稀缺的。我曾有过去西部山区支教的经验，目睹山里的孩子对于教育本身的茫然，他们接受教育是出于社会制度的规范，又或者认为这是学习外出打工赚钱的基本技能要求。上学对他们来说就是有饭吃 —— 懂得说汉语之后，就可以出去赚钱了。他们拥有广袤的自然教育资源，却不自知，盲目地在作业本上「描」着汉字，唯一有概念的就是用钱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 —— 他们从小耳濡目染许多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在缺少长期行为引导的情况下习惯于即时享受。要对农村这样的情况做出改变，则需要家庭、社会、学校带来整体上的影响。在这样的落后山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往往又无能为力 —— 最大的原因就是缺少人。农村田地面积的缩减和人口的凋零是不可逆的。此外，文化和教育需要周围整体环境的支持，仅靠一两个人致力于一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前景渺茫、孤掌难鸣。在前期 8 年的摸索中，有为图书馆领悟到了这一要点：要改变一个地方的文化教育生态，需要带动一群人一起参与；参与身边的公益，则是一种正面的、被鼓励的途径。
我也把这个经验复制到了王店镇。在建馆之前，我就开始用「公益图书馆负责人」这样一种身份在当地进行了一些动员和传播。2019 年春夏之交，我便在本地定居，开始大规模拜访本地文化人，与外来小摊贩、本地老人交流，了解当地最真实的风土人情。很多本地人并不了解公益图书馆是什么，他们所理解的公益还是停留在免费帮忙做好事，这种「助人为乐」的边界很模糊，至少他们会觉得，既然有了公立图书馆，民间再办一个公益图书馆显得没有必要。他们也无法理解其中的「公共性」。直到现在，都会有本地人这样与我打招呼：「你的公司开得怎么样了？」想要改变本地人的这种理解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如何让他们理解到民间公益性质的图书馆不只是捐东西，而是让大家一起参与进来，最后做到让本地人自己治理这一「文化空间」，将民间视角的本地文化在这里发展、传承下去？梅里有为图书馆与三门馆最大的区别在于建馆动机 —— 作为创始馆，三门有为图书馆建馆的念头源于创始人章瑾反哺家乡的想法，而梅里馆则因王店镇政府认可有为图书馆在三门长期的深耕细作，邀请到当地开馆。因此，梅里馆在头几年的运营经费上无需担忧，但如何落地，成为一个被周边居民认同、使用的公共性图书馆，则颇为耗费功夫。介入本地需要寻找和利用本地已经形成的「差序格局」。我尝试寻找各方面的切入点：学校撬动的家庭教育需求、本地企业的员工福利需求、政府对于打造「城市名片」和改善民生的需求，以及本地人对本地历史保留和延续需求。
本地已有的教育资源成为了梅里有为图书馆非常重要的合作对象。我从很多创新教育的项目里得到一些启示：说动一个校长，就可以带动一个学校的老师，继而可以为成百上千的孩子、家庭带来改变。而一个孩子越小，自由发展的空间就会越大。因此，梅里有为图书馆开始从本地小学介入，与本地两所小学合作，将绘本阅读带入课堂。除了为本地孩子带来更丰富的阅读资源外，与学校的合作还帮助这种外来的社区图书馆了解到本地教育的现状和困境，从学校的切实需求出发，为学校链接到更多的教育资源。本地中学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在开馆之前就对图书馆的价值和理念深感认同，并成为了目前我们的核心志愿者。由于图书馆离家较近，工作之余，她都会来馆里看看我们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她会带上家里做的小吃土特产，也会带上自己的女儿来看书。这样的志愿者带来的烟火气，是在社区图书馆里经常能看到的。出于对图书馆的信任，她还积极向自己的学生和家长推荐梅里馆有为，甚至让馆员进入她的班级，开展了一场特别的游戏课程。与三门县本地人居多的情况不同，王店镇毗邻大城市，但城市化程度并不如三门县，它依然保留着淳朴的江南小镇特征。而上世纪末镇上大规模发展出的民营企业，则为本镇带来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他们在本镇定居下来，构成了全镇 50% 的外来流动人口。然而，与本地人居住区域的明显隔离，加上地方落户政策的限制，这些外来人口往往很难融入本地、对本地形成认同。他们的下一代大多在本地出生，但往往既不了解本地历史，对父母的家乡也完全陌生，成为了一个「无根之人」。在以 GDP 为发展指标的当下社会，一个县级地区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发展差异远超出城市人的想象。即便是在浙江这样经济发达、文化似乎并不落后的大省，县镇的文化资源依然极度稀缺。大城市溢出的文化资源并没有填补到周边县镇中。而县镇中的弱势群体 —— 外来务工移民 —— 则更难分到文教资源的一杯羹。在王店镇一家企业的员工宿舍中，有上百个家庭的学龄前儿童缺少家庭成员的长期陪伴 —— 他们的父母都在车间里忙碌。梅里有为图书馆开展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进驻企业，解决企业员工的家庭教育需求，让他们能够在本地安定下来，不再是一个个「漂」着的个体。
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获得本地人的认同。王店镇自身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本地名士、清代大儒朱彝尊和他的曝书亭、棹歌都已融在本地人的血液里。梅里有为图书馆所在的老厂房，也曾是江南名牌「海鸥电扇厂」的原址所在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数千名青年人将一生中最重要的几十年时间献给了这个地方。曾有好几位海鸥厂出身的退休老工人回到梅里有为图书馆，感叹说「知道这里建了个图书馆，还把原样保持得这么好就放心了，这里肯定不会被拆掉了」。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上世纪的集体生活给了他们精神层面的安全感，这个场地则构成了他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在前期建馆过程中，我已在本地生活和调研了一段时间，也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希望将曾经的故事沉淀到自己负责的这个图书馆里。为了让这个「新建」的图书馆对本地居民来说不至于过于崭新和陌生，我还在当地和网上收集整理了许多跟本地相关的旧物件，并将其摆放在场地内。来馆的老人们见到后都很惊喜 —— 或许是觉得自己的过去又得到了尊重，他们积极地贡献出了自己家收藏已久的历史物件：生活生产中的物件、文革时期的文件、工厂破产时留下的集体物品，等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物品的展示获得了几乎每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共鸣，父母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前来，为他们展示自己小时候上课使用的桌椅。来自本地和外地的年轻人也抱着「复古怀旧」的审美视角陆续来到馆内探访，促成了文章开头所谓的「网红打卡点」。在与本地人的互动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对于他们文化的尊重所换来的同等的理解，也体会到了一个在地公共空间可所能激发起的浓烈的「乡情」。梅里馆目前的三位理事都是定居在本地的青年企业家，也都是妈妈，相比于普通居民，社区图书馆在她们的身份中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在我看来，「城乡二元社会」这样的说法过于城市中心主义。事实上，城市大多是千篇一律的，城市的多样性来自于人的多样性，但乡镇则保留了一种杂乱发展的异质性，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一头多元社会」。从外部视角来看，有为图书馆的两个分馆在风格上存在着较大差异，这恰恰是图书馆落地到不同的地区后，由当地的特质所带来的差异。与城市通过工作关系、兴趣爱好等因素来形成社会交往有所不同，县镇具有特有的社会交往模式，这种社会交往模式能体现当地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公私模糊的边界、社群团体的构成。由于这种血缘、阶层的局限，信息缺乏互通，各个圈子之间会存在交往壁垒，但文化却是需要通过不断的交流，使之流动、发展起来的。无论是从最初的目标推断到目前的结果，还是从目前的结果归纳成未来的方向，如今，有为图书馆逐渐总结出了在这样的县镇开展社区公益图书馆实践的可能性：从地方治理的角度，为本地社区自治提供一个公共文化空间的舞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以本地经济反哺本地文化，让县镇自身实现文化自救；从地方性的角度，以一个公共空间来获得一种新的乡土「差序格局」，在保留地方特征的前提下，让这种新的乡土社会更具有包容性。如果说三门有为图书馆很好地实现了前两个目标，梅里有为图书馆则希望在三门馆的经验基础上，向第三个目标做出尝试。三门馆常被大家称为「一座图书馆温暖一座城」，我对梅里馆的定位则是「一座图书馆吸引更多人来温暖一座城」。目前为止，梅里有为图书馆尚在建立本地信任之中。由于年轻人逃离家乡，中青年群体的缺席让梅里馆很难吸引到成年人来图书馆做志愿者。但地处长三角核心地带的地理优势也为梅里馆带来了另一种「走出去」的可能，它能够吸引到从大城市回流的年轻人投身县镇文化。无论如何，如何在实现本地化的同时，让这个公共空间能够同时接纳不同的群体，让他们发生交流、相互理解，是作为社区公益图书馆的有为图书馆需要不断进行的探索与实践。
牟芝颖将自己对于图书馆的更多的理解都放在了梅里有为图书馆的外墙上。在走出活动室回到天井的回廊处，她引用了 1954 年《美国图书馆简报》上的一段话：「图书馆不是崇拜书的圣地。图书馆不是一座神庙，在这里人们不必焚香祷告，或者用仪式来表达对书的虔诚。图书馆，如果借用苏格拉底那个有名的隐喻来说，应当是孕育观念的产房 —— 在这里，历史进入生活。」换句话说，如何让一种公共阅读的文化真正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构成了梅里有为诞生的初衷，也推动着一个县镇社区图书馆在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外，更多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和交流的实践。